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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之前，安徽桐城只是个无名的小县城，明清开始声名鹊起，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当然是因为桐城是闻名全国的“桐城派”的发祥地；第二，明清时期桐城的文化教育发达，科举繁盛，人才辈出。

自隋代开始，科举就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很多读书人都以“金榜题名”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进士科更是受到重视，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地区产生进士人数的多少，就代表了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

明清时期，桐城地区的科举考试成绩斐然。据统计，明代桐城学子考中进士人数为80人，比较有名的如左光斗、方以智等；清代更是高达153人，有名的如张氏一门三进士（父张英、长子张廷瓒、次子张廷玉）、戴名世、姚鼐、吴汝纶等；这比当时安庆府其他五县考中进士的人数总和还要多。而这期间，安徽省一共考中进士人数为1106人。清代安徽省共管辖八个府、五个直隶州、四个散州、五十一个县，而桐城县考中进士的人数就占了全省的12%以上，这个成绩应该算是比较突出的。

桐城地区能够在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重教兴学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比如，清代桐城的历任县令都很重视文化教育且颇有建树。他们通过重修县学、增设考棚、扩展书院等方法来发展桐城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安庆府一共有书院24所，其中桐城县就有八所，占比很大。有的县令甚至亲自给学子们上课，还资助他们科举考试的经费。地方官还会从精神上勉励学子，每次科举考试后，桐城县里都会给及第者建题名碑，大家表彰赞颂，宣扬其名。

第二，桐城在明清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当时桐城当地世家大族的努力密不可分。他们在经济上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不仅重视自家子女的文化教育，还会为本族的贫困子弟提供读书场所和考试经费。这些世家大族因其族人科举入仕而逐渐崛起，而这些通过科举走出去的学子们，不仅回报本家，还不忘回馈家乡。比如当时桐城的宰相张氏、桂林方氏、麻溪姚氏等家族，就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第三，桐城地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人们越来越注重传承。桐城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不论是否取得功名是否入仕为官，都愿意教授乡里，用他们的知识、经验为桐城的文化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给后来者做出了榜样，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传承。比如，戴名世、刘大魁、姚鼐、吴汝纶等，都曾经在各书院讲学授业。

当然，桐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科举的繁盛，离不开桐城学子自身的勤奋刻苦。他们不舍昼夜地勤于读书、钻研学问，使桐城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据县志记载，在当时的桐城县，“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通衢曲巷，书声夜半不绝。”“贫士以布为袍褂，与裘帛并立，不耻。”“士人晨夕，以文字往来，相攻错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近时穷究经术，多习考据。”其以诗古文词，闻于艺苑者尤多。”学子们不论贫富，都可以平等地在一起读书问学，人们不会去对比家境好坏，关注的是谁读书好谁的学问高，这一点就是放在现在，也是非常难得的。在这种读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下，桐城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人，我们感谢桐城的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大树”——文章、智慧、思想、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只顾着在“大树”下乘凉，还应该去灌溉、养护，将其传承延续、发扬光大，让这棵树的枝更繁、叶更茂，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么多的先贤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为这座城市赢得的美称——“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