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桐城一枝独秀文|佚名安徽是文化大省，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将安徽文化按区域划分，可分为三大文化圈：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其中，桐城文化被认为是精致文化，桐城的文派、学派、诗派、书画派，以及丰富多彩的桐城民间文...
桐城一枝独秀
文|佚名
安徽是文化大省，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将安徽文化按区域划分，可分为三大文化圈：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其中，桐城文化被认为是精致文化，桐城的文派、学派、诗派、书画派，以及丰富多彩的桐城民间文学，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桐城文化的无穷魅力，更彰显着桐城这座城市的筋骨与神韵。
桐城的历史可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从现存的丁家冲遗址、鲁王墩遗址中可以窥见桐城先民们胼手胝足、刀耕火种的历史。夏商时期，桐城属扬州之域，周置桐国，因适宜种植桐树而得名。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式设桐城县，此为桐城得名之始。
虽然历史悠久，但桐城的人文气息并非从一开始就繁盛的。史载：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业已建县近六十年的桐城，县治近地依然草木葱茏，蛇虎成灾，县令韩震下令焚烧草木，灼焦地面而驱之。宋代大诗人梅尧臣赴任桐城主簿时，曾为山中猛虎所惊，后见农家生活艰苦异常，援笔写下《田家》一诗：“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箕，无物充煎釜。”彼时，生存环境恶劣，历代战争袭扰，人口数量稀少，导致桐城人文长期寂无声华。直至宋明之际，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桐城成为移民输入地，人口增加，国家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定型，桐城尚文崇教的人文气息也逐渐浓厚，元延佑年间桐城文庙的创建，为桐城文化带了繁荣的契机。
漫行文庙
对初到桐城的人来说，位于县城中间的桐城文庙，绝对是道抢眼的风景，不仅因为那檐角的铜铃声，可以传得好远好远，更因为瞻顾桐城文庙在明清数百年时光中穿行的背影，人们可以体会到所谓“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的往日盛景及其底气所在。
桐城曾被称为“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的文都，仅仅在清代，桐城籍的进士就有286名，至今文庙的香火还吸引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祭拜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过文庙门楼，向前十步临半月形泮池，池上有砖砌石拱桥，池桥皆以汉白玉石雕栏杆护配，池中碧水漾漾，金鲤嬉戏。相传，明清季桐城诸如“天启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书式”大哲学家方以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近千位名臣硕儒，于成名前均从桥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之后金榜题名，故誉“泮桥”为“状元桥”，至今人们仍视登斯桥为吉祥如意之乐事。
说到桐城，不得不提的就是桐城派，它的故事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每一个从桐城文庙走出的人都会被刻在地上一篇文章所震撼：“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 文尾写着“桐城姚鼐记”，不错，这就是被收录中学语文课本的《登泰山记》，以大地为书卷，这是怎样的一种气魄。徜徉在桐城街头，我们能闻到一种文墨清香，每到辞旧迎新之际，文庙前就会出现许多为人免费写春联的书法家，在桐城，字写得好的人，文章写得精致的人，比比皆是。
戴名世的砚庄足迹
“我父亲就是一个农民，他经常讲戴名世和方苞的故事，后来我12岁上桐城中学，从乡下步行走过来，父亲一边背我过河一边和我讲，他说你要好好念书啊，将来当个文人，桐城文章写得好，戴名世文章写得好。” 当代著名诗人陈所巨生前曾这样回忆，他也是桐城人。30多年前，他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第一行诗句，1980年，他和舒婷、顾城等17个人一道参加了全国首届青春诗会，之后，有不少大城市、大单位邀请陈所巨到他们那里工作，可是他都一一婉拒了，陈所巨说，自己就是一棵靠桐城文化滋养的树，离开了这片土地，他将一无所成，桐城的文都墨痕，启迪着他的创作灵感。
桐城，作为著名的古文流派桐城派的孕育地，为众多文人所景仰，同时也被桐城人视为学习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从清康熙年间直到民国，桐城派雄踞中国文坛霸主地位长达两百多年，先后培养出1200多位散文作家，著述累以千万，漫及全国，一时间有“人不必桐城，文不可外乎桐城”之说。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学景观。
戴名世，因其故乡为桐城南山，所以后人又将他称为“南山先生”。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他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读书求知，成了他的基本需求。
有人认为桐城派的历史应该从戴名世的一本书开始，那是一部史学力作，收入了清军入关后明代残余政权活动的史料。它却使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戴名世缉拿归案，处以腰斩，从而制造了清朝第一起文字狱。也有人认为，是戴名世为桐城人建立了入仕的学说，使这片水边的小城从此有了骨头。
正值清明时节，我们踏上了寻访戴名世墓地的路。热心的村民为我们带路，两边山岗上的松树林，以铁一般的宁静，凝结成一抹辽远和幽深的墨色，沿着缓坡上的林间小路下来，经过一片正在生长的油菜地，就是戴名世的墓地了。墓冢为水泥石块浆砌而成，高一米有余。墓前有碑，镌有“清戴名世之墓”的文字。墓的左右与后面被半圆形的护墙包围，俗称坟框，坟框外面便是离离的青草。右侧的护墙上有一方“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刻。清明刚过，但是依然有人前来祭拜悼念这位先贤，燃几炷香火，焚几叠祭纸，驻足停留，以示怀念和敬畏。
一位年长的村民来到墓前，据他说那墓里没有戴名世的尸骨，只有一件他行刑时穿的血染的长袍。这一说法，不知有无根据，但据记载，戴名世在狱中两年多，仍修订昔日所编的《四书朱子大全》。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61岁，由凌迟处死改为腰斩。其从弟求得尸骸，盛殓之后，自京扶柩而归，葬于居室之南，其墓俗称“榜眼坟”，位于今天桐城孔城镇清水村境内。
穿过南山岗下的一片林地，来到一个叫砚庄的地方，据《戴氏宗谱》载，明代其六世祖南居公迁居于此，翰墨传家，以“以笔代耕，以砚代田”，故名砚庄。这是戴名世打算隐居终老的地方，是他用辛苦赚得的稿费和教书的银子盖的。现在已经杂草丛生，旁边有村民盖起了新的民居。“这里就是（戴名世的故居），没有什么东西的，他是被腰斩的，是钦犯，以前都不敢提他的。更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了！”一位附近的村民说。据传，戴名世故居，在村庄北面，原有房屋两进，前后各五开间，两侧筑墙相连，中成院落。
其实，民间流传的关于戴名世的故事，更多的是他造福村民的善举。相传戴名世在砚乡居住的时候，目睹溪水流经田间小道，阻隔行人往来的状况，便用尽自己写文章赚来的钱财，沿溪主要路口建了五座石桥。行人称便，心甚得之，择四桥中之大石桥，名之曰“南山桥”。稍有所损，村民辄修之。桥头勒石立碑，楷书阴刻“南山桥”三字，字迹清晰可见。至今，这座“南山桥”的石碑仍在，其基石犹存，被改修为水泥桥而依旧造福于一乡村民。戴名世连建四桥之后，在建第五座桥的时，积攒的钱财已全部用尽，知道自己无法再帮村民建桥了，就自己取名“了了桥”，“意思就是了了吧，了了吧，他已经没钱了嘛，只能了了啊！”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常务理事操鹏解释道。
桐城三祖
“人生一夕智门开，我为宝贝抓周来，抓起笔墨文才好，抓起刀枪武将才，抓起算盘进宝贝，抓起扁担挑银财，挑银财，行行都出状元来。”在桐城的乡间，至今都保留着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在宝宝满周岁的时候，举行抓周仪式。很多家长都认为，宝宝抓到笔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预示着宝宝将来写得一手好文章，传说方苞小时候抓的就是一支毛笔。
桐城素有崇文重教之风，民间有“富不丢猪，穷不丢书”的习语，这一习俗被历代桐城人奉为“金科玉律”。刘大櫆，方苞，姚鼐，被称为“桐城三祖”，他们儿时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甚至有些贫寒，但都遵循这一传统，好学的故事传遍乡野。
方苞就在《方苞集》中写到其家贫的经历，“余先世家皖桐，世官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菜或不充。”“家无仆婢，吾母逾五十，犹日夜从灶上扫除，执苦身之役。” 方苞是戴名世的好友，因为给《南山集》作序，也被牵连入狱，等待处决。但是，方苞不怕狱中臭气冲天，蝇飞蚊咬，而是急着没书读。因此，他向狱卒请求借书，借纸、笔、墨、砚。狱卒听了，嘲笑说，“你是重罪，肯定要判死刑的，还看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啊？！”方苞的苦苦哀求打动了狱卒，得到《礼记集说》和纸墨笔砚后，方苞终日看书作文，连放风都伏在膝盖上奋笔疾书。同狱的犯人不解，“命在顷刻之间了，还写什么文章啊？纯粹腐儒一个！”方苞则郑重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方苞就这样成就了《狱中杂记》。后来，方苞蒙康熙皇帝特赦，免死出狱，并进朝做官，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代文学领袖。
相比之下，刘大櫆的家境相对丰裕一些，他在《章大家行略》一文中记述自己幼年读书的情况：“櫆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 刘大櫆年少时便才华出众，文章曾让前辈方苞自叹弗如，他一生未曾离开桐城，足迹遍布家乡山水，写下了许多散文名篇。
勺园，是清代大学者方宗诚的藏书楼，也是刘大櫆讲学的地方，他在这里种菜种花，自食其力。刘大櫆长着一副大胡子，性格豪放，酒后喜欢纵声朗读古文，声韵铿锵，绕梁不绝。“桐城派特别注重朗读，而且要放声读。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父亲是语文教师，他教育我要放声读书，因为读多了以后，自然的就是由表及里，由文之粗进入文之精，由格律声色，进入到神理气味，进而掌握文章的精气神，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桐城派过去写文章要响不要哑，到现在也保持这个习惯，诵读。” 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军曾说。
现在，勺园的主人是一户姓方的人家，据称是方宗诚的后人。遇到前来拜访的游客，老人就会送一本方守敦的《凌寒吟稿》，然后还说“这些古文是好东西啊，不能丢啊。以前老祖宗讲学的时候，都是把门打开，有很多人来听，讲学嘛，门怎么能关呢？”
姚家到了姚鼐出生时，已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家境并不富裕。姚鼐自幼羸弱多病，足不出户，唯好读书，天分极高，深得伯父姚范的喜爱。其时，桐城文风昌盛，能文之士众多，居于乡里者即有姚范、叶酉、刘大櫆、方泽等“龙眠十子”，他们志同道合，常欢聚一堂，论学谈艺，约为“举世不好”之文。姚鼐虽不能亲与，心里委实向往之至。刘大櫆常来姚家作客，每次他来，姚范都要屏退诸子、侄，独令姚鼐随侍一旁。刘大櫆洒脱恣肆的才情，诙谐机智的言谈，取书纵读的神态，都在姚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姚鼐于18岁那年，转投刘大櫆门下，专心学习诗古文辞，成为他的嫡传弟子，并且确立了传承薪火、光大师门的志向。他在方苞、刘大櫆之后，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文学主张，奠定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础。刘大櫆八十大寿时，姚鼐和全国各地的门人弟子一道来给老师祝寿，刘大櫆一生未争得一官半职，却教授了一大批高足弟子，也是在这次寿宴上，姚鼐写下了“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刘先生（刘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著名论断，桐城派从此亮出了旗号。
姚鼐自40余岁远绝仕禄，以清贫自守，到各地设馆授徒，一直任书院山长，主讲江南，春风化雨，奖掖后进，历时四十年，一生教出的弟子超过三千人。有人曾试图在姚鼐门下开出长长一串名单，最后也只能列出其中较有出息的人物而已。于是有人评价道：“他如此开枝散叶，星火相传，才有了日后桐城文派绵延200多年的辉煌”。
桐城中学的教育之路
“教师这个职业在桐城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要实现这些职责的话，就是教书育人。”汪军说。他认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辞官南归，教了四十多年书，培养了大批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支撑他这种选择的就是这种儒家的传道精神。
桐城宰相张英时常告诫子侄，要端正读书态度，明白“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即使不能取中科名，虽身处贫贱，只要“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书授徒，为人师表。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开场大比，专视此为优劣。人若举业高华秀美，则人不敢轻视”。因此，张英常言“读书者不贱”。
清末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早年也是官运亨通的，但是也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辞官，要求担任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所以当时华北的大批学子都纷纷赶到保定，投身到吴汝纶的门下，为燕赵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吴汝纶又在安庆创办了桐城学堂，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的前身。
桐城中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虽然只是一个县级中学，可它每年的高考成绩在安徽乃至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据统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已有1000多名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有的已成长为新一代有影响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
桐城中学的创办人吴汝纶，出生在1840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同治四年，他高中进士，之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里参赞政务，曾、李二人的奏章，多是出于他的手笔，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吴汝纶认识到，四书五经不再是治世的宝典，他曾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作序，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光绪28年，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率团去日本访问学制，回国后，他对如何开展新式教育已经有了整体思考，但他对清廷已经彻底失望，就没有回京，而是取道上海，直接返回了故乡桐城。在家乡，他兴办起桐城学堂（桐城中学前身），并亲笔为学校撰写了对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至今，桐城中学的校门上，还写着“勉成国器”四个字，有落款“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吴汝纶题” 。
老教师梁怀志在桐城中学教了近四十年书，他本人就是从这里毕业考入大学的，但在那个年代，上大学还要看家庭出身，杨怀志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是他的班主任帮了他。其实，在桐城中学的校园里行走，经常可以看到像梁怀志这样白发苍苍的老教师，他们教书育人几十年，每天都要到这饱含历史和记忆的校园中走几圈，然后在树下聊天、看报、论时事。
“我觉得一个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对一个人的成长相当重要。“杨怀志说。为了报答师恩，杨怀志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了在省城当记者的机会，甘愿回乡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可他先后教过的学生已经有1000多人，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桐城中学有棵郁郁葱葱的银杏树，如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当年姚鼐辞官回故里后亲手种植的，就是因为这棵树，姚鼐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惜抱轩”，如今，“惜抱轩”银杏树下是桐城中学的宿舍，学校有许多孩子来自于桐城乡间。
桐城中学学生的刻苦是有传统的，多年前没有灯，许多人就点煤油灯来看书，由于不利于消防安全，学校对此坚决制止，杨怀志就曾砸掉了13个学生点的煤油灯，但是不论他怎么砸，在他走后，学生又开始挑灯夜读。每年高考，桐城中学都有近千名学生考入大学。在桐城，有这样两个数据令人震惊：平均每个村子出四名硕士或博士；仅两院院士，桐城就有7名，不论是从每百万人口含有的院士数，还是每万平方公里土地含有的院士数，其比例都在安徽省前列。
“尽管新文化运动对桐城派的评价不高，那是有历史原因的，但不能因此抹灭桐城派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它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桐城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国家实行现代化的同时，保留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一个国家是背离它的传统而实现现代化的，就从这一点来讲，桐城派依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汪军说道。
操鹏也表示，“作为桐城人，我们为桐城保留的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虽然现在的孩子们都在学习数理化，没有人再学习写古文了，但是桐城派的故事还在、内涵还在、精神还在，这是我们的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研究、写文章、出版各种书籍，让这份人类的共同财富保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