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革命的圣地——延安。”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革命的圣地——延安。”
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并被扩展延伸。
从“乐园”、“真理的标志”、“光明的象征”，到“革命圣地”、“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人间极乐世界”、“黄金的王国”，几乎所有表示崇高神圣的词汇都被派上了用场，借以表达他们对延安的礼赞。
可是，现实中的延安城，自从1938年11月20日遭到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后，就逐渐变成一座废城。
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前几天，就有日本侦察机掠过延安的上空，还散发传单。当初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是苏联飞机，有人还拍手欢呼：“我们自家飞机！国民政府送钱来！”以前延安见识过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以及苏联飞机，都是非常友好的。
只有经过长征的同志们才知道飞机轰炸的残酷，他们告诫城里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介绍一些简单的防空常识。居民们看到中央机关还在造房子，也就没有怎么当作一回事。
据当时在抗大学习，这一天恰好也在光华书店买书的张沛晚年回忆遭遇轰炸的情景：
第二天，日军飞机继续轰炸，主要炸弹都集中倾泻在凤凰山麓附近。毛泽东借住的李家院子几孔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躲藏其中的30多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牺牲。
在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轰炸使延安古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据林伯渠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紧急电函报告，11月20、21日连续两天，日本飞机在延安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
飞窜延安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来自日军在山西运城修建的军用机场。
第一次轰炸得逞，日军飞机便持续轰炸。当时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原先住在城里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办事单位，都陆续搬迁到城外依山挖掘的窑洞里。城里住居的市民也都基本搬出去，在南门外形成一个新的集贸市场。
1939年元旦、春节，日军都出动飞机轰炸延安。因为有了防备，所以损失很小。
时在延安的陈学昭写道：
等飞机逃逸后，大家都纷纷从窑洞里赶出来，寻找飞机投弹爆炸后的弹坑，拣拾弹片，作为上等的好钢材，卖给铁匠铺或边区农具厂（即兵工厂）。这也许是日军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此后，日军飞机骚扰不断，持续至1941年10月，共计轰炸17次，投弹1690枚，炸伤184人，炸死21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戏楼10座、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基督教礼拜堂1座、基督教房屋94间、天主教房屋75间。
另外，还炸死牲畜197头，毁坏粮食34.5万余斤。此外尚有其他损失，以可计价格的物品计算，共计经济损失折合边币28.2126亿元。
其中：
遭遇轰炸后的延安古城，毁坏严重，城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热闹。人们都以集体为单位四散到郊野山坡上开凿的窑洞里工作或学习，延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
1938年12月，结束了在看花宫赵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秦兆阳，获准到延安鲁艺美术系继续深造，与其他同志一起，十几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了10天左右。
于是，十几个人扯开干涸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是抒发激动的心情，也是表达对于日军轰炸延安的愤慨。
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抵达延安。在古城南门外，他们受到有组织的一千多人的夹道欢迎后，穿过延安城时，天色已晚。
时至1944年春夏之际，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的美国记者福尔曼记录下的延安城，“日本结束了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砾堆的废墟了”。
同时，他又发现已成废墟了的延安旧城周围的无限活力。
这种别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是颇为诱人的。
参加这次记者参观团的另一位国内记者赵超构（林放），在为重庆《新民报》所写的连续报道中记载：
记者的眼光是挑剔的，也是比较客观的。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延安古城荒废着，却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延安城，在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在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一代人笔下，却是另一番令人惊奇的景象。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长河里，从来没有哪一段河床可以像延安这样，人们对其记忆的色彩光辉、形态大小，与现实生活中享受的政治待遇、物质利益的机会成本隐约地画上了等号。
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枯水季节行人可以跋涉过河，但河湾低洼处有较大面积的积水，夏季涨水季节较平时水位高，水质泛黄，但都不影响延安古城居民的生活日用。
1939年的机关生产运动，1941年底开始的全延安、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劳动竞赛，延安周围山地几乎被全部垦翻一遍，本来就不甚丰厚的植物受到毁灭性破坏。延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流量减小，枯水季节部分河段干涸，洪水季节泥沙俱下，凶猛肆虐，狰狞狂暴。
在蓝家坪“文抗”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刘白羽，第一次见识延河洪水，他几乎被惊呆了。
后来他将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写进自己的小说里。
延河，早在战国时期叫区水，西汉时称洧水，南北朝西魏时名清水，尔后曾一度被称为濯筋川、筋水，只到近代才被称为延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清水的时间最长。
可是，因为流域内大范围的植被遭到破坏，裸露的黄土地不能涵养夏季骤降的雨水，就造成泥沙俱下，瞬间狂潮的可怕景象。此后，清清的河水对于延河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想象。
与延河水相关的还有宝塔山上宝塔的位置问题。
由于观察者的角度、立场和心态的不同，延安宝塔在不同时期的图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姿态和风格。
该塔又称岭山寺塔，高9层，始建于唐代，最初是佛教精神的产物，为锁骨菩萨舍利塔。金大定九年(1169年)，嘉岭山上建岭山寺，以此塔为寺院标志塔，并予修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对该塔进行维修。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其所处的是一片风水宝地。延河及其支流南川构成一个“丁”字形水系，穿行在几座不高的山岭之间。
宝塔就矗立在两条河流交汇点之东侧的嘉岭山眉额之间，隔延河与其北面的清山相对，隔南川与其西面的凤凰山相望。
居东镇西，襟山带水，温暖地怀抱着曾经坚固的延安古城。这里的山脉都是黄土高原经过流水、河流长期切割后形成的，嘉岭山与清凉山其实都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
无论是从风水学，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宝塔都不可能建筑在一个制高点上，而是坐落在嘉岭山脉当中的一个并非最高的小山坡上，这样才有遮掩，有呼应，从而获得几分安闲和从容，几度沧桑，几番风雨，千百年来默默地守望着延安、陕北这片黄土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刚进延安，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生活相当困难。“只要一看到野生没主的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大家便打起主意来。”
中央警卫团二连战士奉命在宝塔上修筑防御工事，中间休息时大家结伴看宝塔，发现颓废的塔内楼梯板已经被人拆走，只剩下几根横梁，从塔底可以一眼看到顶，塔顶上是野鸽子的世界。
同年1月至9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和国内记者范长江等先后到延安采访，带有照相机，也都没有拍下凸显宝塔的照片。
1938年秋天，为防空安全起见，宝塔曾一度被计划拆除。
早在红军和中共中央进驻之前，延安北门外延河边就建有一个简易的机场，但没有完备的导航设施。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苏联的飞机，从重庆来的国民党飞机，都是靠山上的这座宝塔作航行标志。
在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主持的防空安全研讨会上，有识之士提出：
沿着这个思路，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很多方案。有的说用爆破法，既省时又省事。可惜宝塔巍然，塔高44米，塔基周长37米，没有那么多的炸药。有的说组织人力，挖掉塔基，让塔身倒塌。几次开会，议而未决，殊料日本飞机就扑过来了。
先有日本飞机轰炸，后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宝塔都奇迹般地存留下来。延安革命队伍自从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再没有讨论对宝塔的处理问题了。
宝塔的位置被凸显出来，同样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出现的事情。他们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安为净土，为圣地，跪拜黄土地，亲吻延河水。
此情此景，圣地净土，本来就具有点染山水作用的宝塔，也就招徕了更多崇敬的眼光。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地位基本已经确定。
但古城早已被炸毁，延河水也变得浑浊干涸起来，唯一可以作为延安标志性建筑的宝塔，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理所当然地在逐渐提高，提高，再提高。
陕北传统的剪纸艺术，就具备了随心所欲地重新安排山河的审美匠心，摄影技术和素描技巧更满足了人们对于宝塔崇敬心理的需要。
于是，在随后的图片中，原来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明显高出于宝塔的山影被隐去，宝塔成了一个时代图片构图的中心。
这种图片上的延安宝塔，已经上升为革命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复归于并超出于其当初设计建造时的宗教情感寄托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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